三大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掀开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新篇章。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讲到了南昌起义的故事。
总书记为什么将“南昌城头的枪声”喻为“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这道“闪电”背后，有着一段怎样波澜壮阔的岁月？这“第一枪”打响的具体过程为何一波三折？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和生死博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做出至关重要的抉择？“第一枪”的打响，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在中共建军史上有何意义？
第一枪为何在南昌打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消灭革命。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拿起枪，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中央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此时，叶挺担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当时，第20军军长贺龙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很倾向共产党，愿意跟着干。由此，第20军和第24师确定为起义的主力，大批共产党员和军队开始秘密向南昌集结。
年7月27日，周恩来赶到南昌，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共商起义大计，并做出了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协助贺龙制订作战计划和相关部署。
年7月29日，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从九江连发两封密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再做起义与否的决定。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前委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不可动。”
张国焘认为起义要争取张发奎的同意方能举行。李立三质疑道：“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起义工作热火朝天，已是箭在弦上，大多数人都对张国焘传达的消息不解，更不愿意相信，纷纷对其指责。
周恩来十分激动地说：“你这个意见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即刻回武汉去吧！”
一向温良谦善的周恩来气得怒拍桌案。20多年后，周恩来在回忆南昌起义时还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生平第一次。”
第二天，年7月31日，继续开会。就在这时，贺龙、叶挺都收到张发奎的电报，说他本人8月1日将到达南昌。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使得起义军领导倍感压力。
会议上，周恩来告诉张国焘，现在知道南昌起义的人数已经过百，在准备阶段每天都有电文往来，张发奎只要调查，肯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在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后，迫于压力，张国焘不得不同意起义。
经过商议，会议最终决定将起义时间定为年8月1日凌晨4点。
贺龙、叶挺共同签发了绝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口令是“山河统一”。
为什么定在凌晨4时呢？这主要是因为南昌素有“火炉”之称，夏日炎炎，人们睡眠时间普遍很晚，很多人在房外露天就寝，上半夜行动极易暴露，而下半夜天气凉爽，凌晨4时也是人熟睡之时，这时行动不易被敌人察觉。
起义的时间为何变了
如今，我们普遍认同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时间为年８月1日凌晨2点。然而，在许多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参与者和目睹者的记忆中，这“第一枪”在凌晨１点前便打响了。
时任起义军第20军第3师师长的周逸群回忆，起义时间原定为凌晨4点，由于叛徒告密，提前两个小时，但是凌晨１点前就听见了枪声。
当年在松柏巷天主堂工作的李桐森回忆：“年7月31日晚上，天气很热，我和同事都睡在男堂内的院场上，反动派的兵也有一部分睡在外面。到半夜12点钟以后，忽然一个同事叫起来：‘外面打枪！’话未说完，接着外面又响了两枪。这时大家都惊醒了，刚一坐起，‘噼啪噼啪’的枪声接连响起，并且越打越紧了，于是大家连忙往屋里搬。”
可以肯定的是，南昌起义“第一枪”在年8月１日凌晨1点以前便已打响。
南昌起义时，江西省政府卫队依然控制在国民党右派手里。省政府卫队大约有一个连的人数，基本是南昌本地人，他们的消息比其他各军都灵通，在得知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的消息后，认为凭自己一个连的兵力自然无法与起义部队抗衡，但也不甘束手就擒，便准备“走为上策”。
年7月31日晚12点以前，省政府卫队全副武装，准备在战斗打响前以搞野外演习为名将队伍拉出去，并企图从省政府后门悄悄溜出。
省政府是贺龙第20军1师计划要占领的目标，已被严密监视。卫队才出后门，就被20军1师的哨兵发现。
夜晚看不清标志，1师的哨兵喝问：“口令！”对方答不出来，又退回了政府大院。哨兵马上鸣枪告警，一共开了三枪，正与起义信号相吻合。
这便是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贺龙和刘伯承亲自指挥战斗。战斗结束时，赵福生混在俘虏群中，被本部官兵认了出来，押到了贺龙面前，贺龙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年8月1日上午6时，敌军余人被全部歼灭。起义军总指挥部的5层大楼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飘扬。
三大起义在中共建军史上有何意义？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最有力回击。它们之间看似没有什么联系，其实是一个整体。起义剩余的部队，最后都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
“八一”建军节确定后，每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要进行隆重庆祝。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提出要把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日定为建军节。当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急忙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应如何处理。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泽东这句话保住了“八一”的地位，也保住了“八一”建军节。那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之后的广州起义，在中共建军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型军队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绝对领导之下、忠实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同自己血肉相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
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颁发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式样，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成为人民军队“军旗升起的地方”。
●秋收起义：星星之火逐渐成燎原之势
这次起义全程由毛泽东负责筹划、发动。起义的主力部队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
年9月9日，起义正式爆发。和南昌起义不同的是，秋收起义不再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而是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原计划起义军分三路攻打长沙，然而三路均受挫。毛泽东果断改变了计划，转向敌人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
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
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从此，中国革命踏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
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余人，比朱德、陈毅所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还要略少一点。
毛泽东深感这支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因此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为建设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在此后不到一个月，朱德、陈毅在赣南对南昌起义的余部也进行了“大庾改编”，内容与三湾改编很相近，也是让愿走者离开，把党员分到各基层掌握队伍，从而使这支队伍在危急关头没有垮掉。
●广州起义：首次打出工农红军旗号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会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回广州开始策划广州起义。
当时恰好张发奎和李济深因为争夺地盘，爆发了“粤桂战争”。张发奎在广州的部队被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为广州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广州工人赤卫队以及南海、花县农民武装等共余人，联合举行起义。
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及广州市工人共约2万人，也参加了起义。
这次起义的部队主力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不同，除少数的正规军队外，基本都是工农武装。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各重要据点，并且在广州市公安局门口挂出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牌子。随后张太雷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并且通过了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消灭反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有化，组织工农红军等决议和法规。
张发奎听说后院起火，火速调集重兵回师广州，对起义部队进行残酷镇压。张太雷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张发奎重新占领广州后对未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余人。
广州起义是挽救革命、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并尝试在大城市建立工农兵民主政权。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最有力回击。毛泽东曾说过：“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古田会议：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
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确定“听党指挥”原则的重要时期，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开端，此后经历三湾改编、赣南三整等，直至古田会议，基本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一个艰辛又复杂的历史过程，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听党指挥“原则解决了军队听谁指挥和为谁打仗的重大问题，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军魂，是“八一精神”的本质特征，更是使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敌制胜，一往无前的根本原因和保障。
第一个在青海开展工作的党组织
建立背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以便广泛发展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加速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进程。在中共中央号召的指引下，担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并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李大钊，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与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实现合作。冯玉祥邀请中共党员在国民军中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于是，李大钊推荐中共党员宣侠父、钱崝泉等6人，以国民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派至驻守兰州的国民军2师工作，并于年10月抵达兰州。
组织建立：
宣侠父、钱崝泉根据李大钊提供的线索，在到达兰州后不久，便与甘肃籍共产党员张一悟接上组织关系，并立即向他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在甘肃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指示。
年12月，宣侠父、钱崝泉、张一悟在兰州召开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张一悟任支部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为支部委员，支部所属党员有贾宗周、寿耀南、秋纪明、李印平等人。这是甘宁青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直接负责领导甘肃含当时尚未建省的青海、宁夏等地党的工作。
工作开展情况：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开展对国民党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其中，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支持甘青藏区人民反抗封建军阀压迫的斗争，影响很大。
年至年间，甘边宁海镇守使（镇守使署设于西宁）马麒为了强化对甘、川、青边地区的统治和掠夺，派兵强占了拉卜楞寺。藏胞多次上诉北洋政府及各方要人，均无结果。国民军到兰州后，拉卜楞地区的藏族群众推举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之兄黄正清，率领10名藏族代表再次赴兰州向甘肃督军刘郁芬控告马麟。
年底，中共甘肃特支委员宣侠父在督办公署会见了黄正清一行，了解了拉卜楞事件的全部情况，并向中共甘肃特支进行了汇报。经过研究后，中共甘肃特支决定，从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入手，支持、帮助拉卜楞寺僧俗群众反抗军阀欺压的正义斗争，并确定宣侠父、钱崝泉具体负责这件事情。
年，中共甘肃特别支部领导甘青地区藏族人民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逐步引导、帮助他们展开同马麒的斗争。促进会在循化县拉卜楞(即现在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年前归西宁道循化县管辖）和果洛等地还建立了一批藏民小学校。根据黄正清等人的吁请和中共甘肃特支的决定，年7月，宣侠父等一行7人取道今甘肃临夏、临潭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沿途访问了被马家军洗劫后变成一片废墟的部分藏传佛教寺院，全面了解拉卜楞地区藏族群众遭受马家军阀欺压的真实情况，为解决拉卜楞事件创造有利条件。
8月，中共甘肃特支领导当地藏族人民在甘青南部毗连地区组建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侠父亲自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言》（之后带至兰州印发时改名为《甘边藏民后援会宣言》）。9月下旬，宣侠父回到兰州，为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亲自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这一讨马檄文给了马麒极大的社会压力，使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
年11月后，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积极与国民党上层联系，协商处理拉卜楞事件，通过努力，得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同情和支持。于右任当即致电刘郁芬，要求立即解决拉卜楞问题。
年春，刘郁芬命督办公署政治处处长、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员贾宗周处理拉卜楞事件。在各方压力下，经过两次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签订了《解决拉卜楞案件的条件》。拉卜楞事件终于得到合理解决。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民族工作因此而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年12月5日，《中央报告——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党的组织及工农运动状况》中指出：“甘肃作工的同志很好，已得该地喇嘛的同意，取得当地的教育权。”
学原文悟原理
跟着总书记学党史
★九十年前，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然而，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年8月1日）
★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到这里开会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次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那儿以后，在党领导下，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古田会议奠基的我军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瞻仰古田会议会址时的讲话（年10月31日）
来源：西宁晚报
编辑：李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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