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传斌朱惜玉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边疆学、边政学等学科得以兴起，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学者，成立了学术机构，并出版著作、创办刊物。年创建的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是当时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专业系科之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民族学研究和教学机构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边疆语文系；兰州大学；民族学；边政学
一、边疆语文系的开设背景中国边疆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的本土化交汇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边疆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地理意义的边疆研究，更应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重概念，即“多元边疆”，这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前提。
（一）人类学的本土化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被引进至中国，其学科结构、思维范式、参考书目等均采自西方，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徐义强指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要建立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开始了本土化的探索”[1]。吴文藻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2]，为弥补这种不足，他倡导把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社会学界，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不分家”的学术传统。
徐义强总结了吴文藻发起的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理论的引介上，“力图形成适合中国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以英国功能学派理论为主”；其次是人才培养方面，他“深刻认识到要实现本土化绝非一人之功所能及，中国人类学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学术梯队，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许烺光等一批学者；第三则是“形成了一批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3]。这一以功能学派理论和方法为底色的“中国学派”，成为了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最重要代表和标志。而吴文藻及其弟子们，在促使中国边疆研究的现代转型方面贡献良多。
（二）边政学的兴起我国有着研究“边疆”和“族类”的悠久历史。从《史记》中的“蛮夷传”到清代学者的边疆研究，仍不具备现代学术研究的意义，因为其只限于边疆史地范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自然科学，则更是无人问津”[4]。现代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则意味着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和使用。
从清末列强蚕食到辛亥革命爆发，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这促使中国学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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