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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简介
张立宪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留校任教，—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第九届油画研修班学习，曾任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副校长，西安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鼓藏节》cm×cm，年
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守望者
——读解著名油画家张立宪作品
文/李倍雷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全国艺术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油画艺术，自西方引进我国以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筚路蓝缕中，逐渐成熟并显出中国油画自己的面貌。由于中国当下受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在这种艺术文化语境中，也使中国的油画艺术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艺术现象。架上绘画一度遭到前所未有的悬置，中国当代现实主义的油画艺术更是遭到空前的颠覆。因而“现实主义”成为一些人回避的主题，尤其为追赶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人所回避。诚然，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精神诉求，故此不存在所谓的“先进”与“落后”之分。不过一个艺术家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用一个“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去坚守自己认同的艺术理念，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的。大凡今天想要成就一翻事业的艺术家都是认同这个观念的。凡是今天有成就的艺术家也是坚守了这个信念的。关于现实主义，我始终认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观念，更是一个不断修正、直至完善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的精神才会充分显示它的内在鲜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这样，现实主义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李倍雷：《新时期语境下中国画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C].《·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论文集》.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年：.]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油画家张立宪，就是我所接触到的这类艺术家。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绘画方式，并不断调整与完善这种方式。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工作近十年，对他及其作品的了解也就更多。
《佛光》×cm
—，高原的精神与信仰者的诠释
油画家张立宪的作品，呈献给我们的是一种内在精神诉求，是真实的现实态度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彰显，是他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而转化为一种内心的需要并与现实重叠的精神关切。画面中的人物，既是个体也是群体，也就是说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但他不是将个体或群体直接摄入社会中来显示一种表面的批判性质的社会学意义，而是在个体或群体中挖掘人性中最朴素、最本质的生活态度和理想。他的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的《八月流金》（年）和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的《佛光》（年），以及在这期间的《遥远的圣城》（年）大型油画作品，都是以西藏这个民族生活为题材，重点在对个体的人的精神和灵性中的虔诚特质的呈现。《八月流金》中的人物，在很平常的收割季节中完成平常的收割事情。没有那些概念化的“喜悦”和“欢乐的场面”的作秀元素，这一点尤为重要。为什么有时候人们一提到现实主义就有某种反感的心理，原因就在于概念化和简单化地表现了现实中的生活和现实中的人群，把个体的人性抽去，使人成为一个抽象的、极端的社会人的标签，使其失去了人性的本质特征。那种走了样的“现实主义”是用概念式的标签去标注丰富多姿的现实生活，把实现生活与现实人物简单化、概念化，从而也就使现实主义绘画变了样。特殊时期的“现实主义”就是这种情形，我把它称之为“伪现实主义”。张立宪在处理现实题材的时候，无疑吸取了过去现实主义的这种经验教训，他在把艺术的形式还原给生活现实本身的艺术创作中，提升了人性精神和灵性本身的穿透力。
《八月流金》cm×cm
《八月流金》中的人物，做他们生活中的事情，一切在自然中释放自己的生活。画家没有刻意高扬过去那种极端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虚假“热情”或虚妄“希望”，而是把人文的精神关怀融进在作品中，使画家对生活的真挚情感生动地贴在生活中的那些真实的形象上。这件作品的产生是画家深入藏区的亲身经历，偶遇一个叫“双朋西乡”寨子中的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所触发的。事后张立宪回忆说：
“朗朗晴空去除了昨日傍晚的神秘，层叠的麦田连成一片灿黄，正在收割的藏胞点缀其间，煞是好看；小路上驮满麦捆的驴子只露头尾，像一个个行走的麦垛，十分可爱。我们随移动的麦垛来到麦场，这里的麦场与众不同：一排排高大的木架座北面南而立，每个木架十几层高，每层一米左右，这样便于晾晒又节省空间。藏胞们将收割时早已捆成小捆的麦抱，茬口相对而插，搭于木架之上，这样层层麦秆相叠，只有麦穗外露，使宝贵的阳光充分的照射在麦穗上。麦子在场间这样码放，是这里的藏族同胞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适应高寒气候、光照稀少的特点，显示和创造出来的劳动智慧。抬眼相望，一排排高大的木架被麦穗覆盖，自然下垂、整齐划一的麦穗麦芒在阳光下相映生辉，像一排排金色的瀑布发出炫目的光彩，将一个山沟里的麦场，渲染的辉煌壮美！一下子活生生的诠释了‘劳动者创造了美’的道理。”
《欢乐的苗寨》cm×cm
正是画家张立宪这种真挚的感受与视觉的敏感，找到了他渴望表达的精神世界元素。故此，张立宪笔下的人物不是贴有标签式的虚假的人，而是在敬业自己手中的那点活并把生活本身作为信仰的人。在这真实可信的人物中蕴含了画家的人文精神关怀。八月的骄阳构成了明亮的画面，也加强了明暗的对比，使我们把16世纪末的卡拉瓦乔（-年）的风格与之联系起来。张立宪是否受过这位16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先驱的影响，没听他明确提起过。但是，画面的视觉特征和艺术效果，却是超越了卡拉瓦乔那种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意味而显现的对现实的宗教化的生活态度。画家张立宪的画笔伸向现实并描绘他们的时候，除了被这种普通的生活场景以及艺术视觉的效果感动以外，主要的还是回到生活本身中来把握那些具有纯净的生活中具有信仰性灵的人。质言之，卡拉瓦桥的现实主义是神性的元素主导了图像，而张立宪的现实主义是人性的元素主导画面。
《热土》cm×cm
尽管卡拉瓦乔所处的16世纪末期是文艺复兴的晚期，但是宗教的神性依然包围着那个世界。卡拉瓦乔把现实生活的题材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多少有些损伤了他对现实题材的处理和表现。但是一个人必须是有信仰的，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仰，那真难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尽管每个人的信仰不同。张立宪在处理藏民们“朝圣”的题材中，把人的信仰问题严肃地提出来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猎取”某种“好奇”。《佛光》、《遥远的圣城》以及《朝圣者》（5年）是他在该方面的代表作。宗教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巨大得让虔诚的信徒无法抗拒而深信其中神圣而隐秘的灵光。张立宪在处理具有浓郁的宗教信仰题材时，正好与卡拉瓦乔相反，卡拉瓦乔是把现实生活宗教化，张立宪是把宗教信仰生活化。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藏民把虔诚的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帕米尔牧羊人》cm×cm
由此我们看到了张立宪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过去某些现实主义的偏差提出的修正，还原了现实主义的本质意义和特征，并由此在当下的视野中思考现实主义的意义和未来的演变道路。画家在这里的表现方式基本上是“纪实”的手法来处理，为的是与现实的事件取得一致性，缩短画家、观众与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的距离。当然这不是说画家没有艺术性的表现和处理。画家的重点是通过画面中的人物来表达他对主题的当下性的深层思考。《佛光》作品的产生，缘于画家对藏族同胞虔诚的佛事活动所受到的震撼：“这时只见上百个人抬着大佛似一条长龙迅速地向山顶上移动。少倾来到山顶，一番佛事仪式之后，大佛自上而下徐徐展开，但见东方倾刻间霞光万丈，太阳随着佛的展露，冉冉上升，阳光随佛而展，不一刻，如盘的太阳和巨大的佛像同时展露完全，阳光普照在佛像上，并渐次缓缓的洒向山坡下的万千朝圣者。”
《遥远的圣城》cm×cm，年
这是张立宪在甘南夏河的拉卜楞寺院的亲历所见时，所记录的一段话。这次经历，让他“怦然心动，如梦方醒”。他说这是他“几年来日思夜想的画面”。《佛光》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佛光”，但我们完全感受到了“佛光”的“存在”，以至于“佛光”就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因为《佛光》中藏民同胞的手势告诉了人们“佛光”的“在场”，佛光来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这个虔诚信仰的“手势”，是画家精心营造的手势，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手势，胜过生活中万万千千的普通的手势，秘而不宣地告诉了佛光的“存在”又显示了信徒者的虔诚之心，正是因为这种包含了特殊意义的手势，所以张立宪在创作时说：“《佛光》强调的则是信徒们的手势”。手势——正是解读张立宪《佛光》的关键，也是解读“手势”本身所承载的特殊意义的关键。事实上，张立宪对这种虔诚的信仰——一种宗教精神归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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